“虽然2023年的秋招季还没有真正到来，但是一场对学生的争夺已经开始了。

随着新生儿数量的下降，曾经的“一园难求”变成了“一孩难求”。

图/视觉中国

文|财经记者金一龙周茂青

编辑|朱滔

谢青(化名)很着急。再过几个月，两个大班近50个孩子就要毕业了，但2023年春天，只招了不到20个新生。“不管(秋季)能否招到更多学生，保持现状已经很难了。”。谢青是武汉一所民办幼儿园(以下简称“Y幼儿园”)的园长，她感觉到生源危机正在逼近。

事实上，从2021年开始，Y幼儿园的学生人数已经明显下降。谢青预测，2023年秋季招生情况可能更差。“我们的学位总数大约是210个。如果今年9月份，园内儿童人数能达到120人，那就相当理想了。”

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全国幼儿园在园学龄前儿童4627.55万人，比上年减少177.66万人，为连续第二年下降。相应地，全国共有幼儿园28.92万所，比上年减少约5600所，幼儿园数量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

在过去的几年里，许多家庭饱受入园难之苦。然而，随着新生儿数量的下降，曾经的“一园难求”变成了“一孩难求”，谢青这样的从业者不得不思考未来的路。为了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，各地也出台了“一体化托幼”的扶持政策，办幼儿园班成为幼儿园探索的一个方向。

目前，虽然2023年秋季招聘季还没有真正到来，但一场学生的竞争已经开始。

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暗战

谢青在学前教育领域工作了16年，期间做过一家普惠性民办园的园长，见证了“一园难求”的场景。但现在，“招生荒”的迹象逐渐显现。她意识到身边很多幼儿园都在提前抢生源，尤其是2023年。

在谢青的印象中，至少在5年前，很少需要提前招生。她回忆道，“当时我们只在5月份公布了当年秋季的招生信息，到了7月份就能确定80%左右的报名者。入学前一周，我们基本可以达到满员或接近满员。”但到了2023年，很多幼儿园会把秋招的时间线往前推。“有些公园3月份就已经开工了。”

与私立园灵活性较大不同，公立园对招生对象的年龄要求一直比较严格，一般要求3 -6岁，只进行秋季招生。最近一两年，一些公办园也开始在春季接收分班生。幼教圈的人可能注意到了2023年2月的一个网络热搜:“央企幼儿园(在华)20多年来首次招生”——家长不再被要求是本单位职工，这种氛围也加剧了其他幼儿园的紧张。

为了争夺生源，谢青花了不少功夫。她更多的是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推广，辅以地方推广和游园活动。有意思的是，今年春季招收的新生中，有60%来自园内出生的家长推荐。

谢青现在的Y幼儿园以“小班制”为主，班级规模控制在20人左右，园内幼儿接近140人。谢青判断，一般来说，秋招比春招难。考虑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幼儿园孩子即将毕业，同时在低生育率的大背景下，适龄儿童的数量在减少，她预测今年无法维持学生进出学校的平衡。

事实上，2016年我国开始实施“全面二孩政策”的时候，新生儿数量出现了一波反弹，但很快，出生积累效应就完全释放出来了。统计显示，2017年至2021年的5年间，全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00万以上，直到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。

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唐一鹏在2023年1月发表于《教育经济评论》的论文中指出，幼儿园幼儿规模的拐点出现在2021年。考虑到新增人口逐年减少，乐观估计到2035年，五岁人口可能只有922万。

2021年，幼儿园幼儿规模拐点出现，多家媒体援引北京市朝阳区报名服务平台数据称，截至当年8月11日——距离秋季开学仅半个月，朝阳区仍有136所幼儿园学位过剩，部分幼儿园剩余数百个学位。其中既有月费过万的民办园，也有价格相对低廉的公办园。

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县城。小满在耒阳市一家民办园工作了近三年。她记得刚入职的时候园里有240多个孩子，现在只剩下210个左右。这个幼儿园最多能容纳300个孩子，现在有几间教室因为闲置而落了灰。

耒阳是湖南省城区面积最大、城市人口最多的县级市。但在《财经》记者接触的很多当地家长看来，骑电动车基本上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横穿市区，所以他们在选园时的考虑也很简单。“离家近就好。”

2018年以前，阜阳只有一个公办园。近年来，当地政府努力扩大公园。根据耒阳市市政府网站发布的文章，2020年，耒阳市通过新建改扩建、回收重组等方式，新增公办幼儿园名额9864个。

与此同时，与全国趋势一致，耒阳的儿童总数也在下降。根据2022年耒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，截至2022年底，全市共有3.7万名儿童。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，该市有4.6万名儿童。也就是说，三年内减少了8000多名在园儿童。

小曼对这些宏观数据没有概念。她只知道，她带的30多个孩子中，有三分之二是独生子女，父母大多是90后的年轻人。生两三个孩子的意愿不高。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幼儿园的招生策略:当幼儿资源本身变得稀缺时，稳定现有生源非常重要。

此前，小曼的幼儿园招生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，主要是派老师去小区门口或者人流量大的广场发传单，用钓鱼游戏吸引孩子和家长，但效果甚微。眼看着今年秋招季就要到了，这家当地收费比较高的幼儿园，换了一种玩法。“现在交500元起的首付，等到秋季开学，首付可以用来支付1000元内的学费”。据小曼介绍，小班每学期学费在5000元左右，相当于每个月在1000元左右。

据了解，在耒阳，大部分民办园每学期收费在3360元至4680元之间。因为差距不大，学费优惠会不会对家长有吸引力还不好说。但从小满所在幼儿园以往的招生经验来看，熟人推荐是获取生源的重要渠道。

“我孩子在，还不错，下一个家长会听到消息的。”小满觉得这是县里很多家长的心理，所以现在，他们尽可能的开展活动，让孩子上台表演，邀请有潜力的家长来园区参观试课。

当然，激烈的招生竞争背后也有不为外界所知的东西。一位南方某省会城市的民办幼儿园老师告诉《财经》，该幼儿园以高质量的音乐课程为特色，但最近三年从未满员。为了迎合家长对孩子学习的期望，小学英语课程通常是私人开设的。

这种超前教育行为是明令禁止的，但上述老师坦言，“家长有这个需求，大家也都理解，只是大家都不说而已。”看来这是幼儿园“招不满”困境下的无奈之举。

平衡需求和供给

表面上看，部分幼儿园不满是因为供大于求，但要真正追根溯源，需要审视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学前教育资源规划与配置。

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后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“婴儿潮”，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的幼儿园建设高峰。据《财经》记者统计，2015年至2021年，我国幼儿园数量从22.4万所增加到29.48万所，年增长率超过1万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7年，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(2017-2020年)的意见》首次提出了普惠园覆盖率指标——到2020年，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占总数的80%左右。

“普惠园”的概念源于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。这类幼儿园的基本特点是对外开放，收费低。有业内人士理解为“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应该有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，并且有能力支付这些资源”。

北京市朝阳区泛美幼儿园招生主任常文暖发现，“刚开始大家还在衡量(是否转为普惠园)，2018年前后，很多收费较低的小型民办园开始转向普教”。她告诉《财经》，望京地区很难找到一个月费3000-4000元的营利性民办园。

生活服务平台望京网2020年5月发布的一篇文章显示，望京街道共有18所幼儿园，其中14所为普惠园，每月保育和教育费用均在600元-900元。其余四家营利性园林中，有三家每月保育教育费在7000元以上。

除了稳定收费，学前教育资源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入园儿童比例达到87.8%。要知道，2016年，这个比例只有67.3%。

这似乎是双赢的局面。然而，随着幼儿园的增多和生源的减少，一些幼儿园开始陷入“招生难”的困境。

为了止损，一些主办方开始转移。近日，《财经》记者在58同城网站上看到不少关于社区配套普惠性幼儿园转让的帖子。在描述亮点时，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:“策划12节课(一)；有5个班，所以它的利用率不高。

“现在幼儿园不好办。”说这话的是杨(化名)。她也是转移大军中的一员。她最初在武汉合作经营四家包容性私立公园。

“我们已经转手了两个，现在只打算保留一个。”2023年4月的一天，杨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让她不解的是，当地政府还在大力扩大公办园的规模。"一些地区在一年内增加了近十个公园。"

2021年，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的《发展和促进学前教育行动计划》提出了新的目标。到2025年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%以上，公办园幼儿比例达到50%以上。同时，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学率“90%以上”。

从当地“十四五”学前教育来看，天津提出学前三年全市毛入园率达到93%以上。广东将新增公办园学位33万个以上，新建、改扩建公办园2500个；河南至少三分之一的县区已经部署通过学前教育普及国家承认普惠。

“很多地方还存在幼儿园规模大、班级大、师幼比不合理的现象。新改扩建公办园等举措，是嵌入人口和教育发展新格局的地方政府和幼儿园的阶段性应对。”南师大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向《财经》记者解释道。

除了生源整体收缩，人口的地域差异和流动性也在影响幼儿园的招生。

广东省东莞市水林教育集团(以下简称“水林教育”)共有9所幼儿园，其中7所为普惠性民办园，大部分位于东莞市塘厦镇。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学生主要是外来人口的子女。集团幼教事业部总经理游颖发现，疫情导致经济增长放缓，使得就业市场遇冷，很多人无奈返乡，也导致部分学生流失。

“总体来说，我们小班的人数是大班的三分之一，相当于短短两年缩水了2 -3倍。当现在的中班和大班学生毕业的时候，我估计人数至少会少一半。”尤颖说。据她走访，附近几个镇街的幼儿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。

王海英强调，要构建学前人口预警体系，研判未来资源配置需求，提高资源配置韧性，化解人口发展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风险。比如根据不同地区、不同人群的特点，通过随机调查、定期调查等方式收集相关人群分布情况。此外，地方政府还应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，设置自己的“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”警戒线。

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人商会监事长马认为，目前需要普惠性资源的孩子还很多，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只能一起满足，但要警惕未来可能出现过剩。

马对做了一个估计。根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发展基本情况，幼儿园学龄前儿童总数为4627.55万人，其中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4144.05万人，民办园2126.78万人。根据以上数据，2022年，公办学位和民办普惠性学位数量已分别达到2500.77万个和1643.28万个。假设国家在2025年“十四五”能实现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0%，普惠性入园率85%，那么在2020-2022年出生的3218万人口中，普惠性学位需求为2461万。

换句话说，现有的公办学位不仅不能实现普惠需求的全覆盖，甚至还有39万个空缺。

"所以，公园不应盲目扩大建设规模."马呼吁道。

“没有给幼儿的东西”下的多元化探索

行业环境的变化迫使幼儿园想办法自救。

y幼儿园位于老年别墅小区，室内面积只有4000平米。最多有15个活动功能室。因为招不到人，目前只用8个，还有多余的教室。谢青说，她打算为日托腾出一些空间。

从去年开始，谢青萌发了办关爱班的想法。当时她接触到一家早教培训机构，对方面临生存问题。“我们出资帮忙，后来觉得可行。现在上级也建议可以考虑办一个保育班，相当于一个‘小班’，一个‘园中园’。”现在，Y幼儿园成立了一个10人左右的早教团队。育婴师证完成并通过检查后，应该可以招收2 -3岁的孩子。

与附近几个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定位不同，Y幼儿园的目标客户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人群。谢青认为这部分人更容易生两三个孩子，支持更高的育儿费用。“所以我们应该有市场。”采访中，不少民办幼儿园表达了办幼儿园的想法，这是他们应对学位空缺和生存压力的共同选择。

这项政策也是对社会护理需求的回应。早在2019年5月，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指出，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育班，招收2至3岁幼儿。”

但从这几年的落地情况来看，首要问题还是生源不稳定。小曼的幼儿园之前办了两年，十几个孩子都报名了。看护时间与幼儿园上学时间同步。“照顾护理很难，还要换尿布和奶粉。”小曼感觉。然而，即使老师们投入更多的精力，他们仍然无法阻止幼儿园在去年9月被关闭的命运。原因很简单——报名的孩子不到十个，达不到开班要求。

对于这一点，育儿服务机构EarlyBird联合创始人、副总裁辛深有体会。她告诉《财经》:“过去，孩子到了3岁，父母会主动送孩子去幼儿园。那时候孩子多，幼儿园招生只要吃好就行了。但是，育儿就不同了。要做的工作更细致。前期要不断开拓市场，做活动向家长宣传早教的重要性。他们感受到这一点后，就能逐渐实现转变。”

即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影响力，EarlyBird Airbnb的很多客户还是需要长期“养”。“从第一次接触到最后付款，大概需要1 -3个月。”辛静说。

同时需要注意的是，2 -3岁儿童的生长特点与3 -6岁儿童不同。如果幼儿园向下延伸服务，可能需要更多的改变。辛静指出，这里的“扩展”不仅包括改革班级和增加护理设施，还包括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。

在EarlyBird创办Airbnb的6年时间里，京欣观察到家长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:起初，他们更关注园区的硬件设施，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家庭到团体平稳过渡，但现在他们更关注软氛围，比如师生之间的互动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更专业的照顾和教育，从而解放自己和老人。

但是，目前托盘的供应还有很大的缺口。一项调查显示，我国超过30%的婴幼儿家庭对托幼有着强烈的需求，但现有托幼机构的入园率仅为6%左右，而OECD国家的平均入园率约为33%。

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已将“供养数”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。根据规划，到2025年，每千人将有4.5个3岁以下婴幼儿的名额。根据国家卫健委此前披露的数据，到2021年底，我国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场所2.03个。

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，应对的一个办法就是充分挖掘幼儿园现有学位的潜力。在前述论文中，唐一鹏指出，2021年中国有12.8万个公园。假设2021年至2035年公办园举办保育班的比例每年增加5%，每年将有约25%的剩余民办学位转化为保育员名额。根据相关预测结果，幼儿园有能力在2025年将每千人保育名额提高到4.9个。

一个很好的信号是，2023年3月27日，北京市政府发布《托幼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(2023 -2025年)》(以下简称《计划》)，其中提出通过幼儿园和社区办园改造，新增不少于3万个普惠性托幼名额。通过建设社区托幼场所、单位托幼场所和将现有营利性托幼机构转变为普及托幼机构，新增普及托幼场所不少于3.2万个。

年初，辛静的团队正式接管了一个面积约300平方米的社区花园。“这个面积对于幼儿园来说很小，但是很适合幼儿园，因为幼儿园的班级更小，师幼比更高。我们基本上每十平米安排一个孩子。”辛静表示，现在幼儿园是红海市场，将社区办幼儿园提升为全民托幼机构，实际上是提高幼儿园数量的有效途径。

在补齐社区托幼服务短板方面，上述北京规划明确，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，鼓励以适当方式改造老旧小区国有闲置房屋和设施，用于托幼服务发展。这项工作由各区牵头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支持。

在中国，学前教育往往与城市公共建设捆绑在一起。不少地方明确新建小区必须配建普惠性幼儿园，鼓励开发商提供租金减免等优惠。然而，由于托儿所服务和学前教育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，这项政策没有被托儿所机构所涵盖。

据辛静介绍，很多托幼机构采用商业用地的模式，租金会占到运营成本的20%-30%。因为运营成本高，有的没能挺过疫情三年，倒闭了。在扩张门店的过程中，辛静也觉得“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地”，这是苗圃行业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问题。

辛静希望政府能够自上而下地推动国有闲置房屋的改造工程，同时新建住宅区也应该留出一些空间来提供托儿服务。在她看来，如果规划时公共政策在这方面有所倾斜，未来解决差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责任编辑:刘德斌”